文章導讀

　　據外媒道瓊斯報道，中國即將推出2016-2020年新的五年計劃發展藍圖(即“十三五”規劃)，對于中國污染嚴重的工業部門而言，這個五年發展計劃可能是五年痛苦計劃。

隨著中國政府考慮實施生態友好型政策，煤炭企業、金屬冶煉廠和石化煉油廠等環境污染企業很可能面臨挑戰。分析師認為生態友好型政策將提高上述企業的成本。這些企業曾是中國成為超級經濟大國的重要標志。

花旗集團旗下研究團隊(Citi  Research)在最新發布的報告中稱，環保措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五年計劃強調的重點，也有可能包含一些非常有力度的目標。花旗研究表示，進行環保改革的需要不言而喻，污染是最讓民眾感到不滿的問題之一。

中國領導人制定五年政策框架用以規劃政府最重大的經濟目標。預計最新五年規劃草案將于下個月公布并于明年成為法律。中國高級官員已經表示，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是下一個五年計劃中最重要的議題。

今年9月，中國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吳舜澤介紹說，“十三五”期間，環境保護有五個方面任務。

第一個質量改善，堅持并固化水、氣、土“三個十條”的思想，將質量改善作為“十三五”主要的任務，抓好的和差的這兩頭，然后把所有質量改善的要求落實到城市，落實到單元、主體上去，形成一個達標方案，并向全社會公告,以社會監督推動環境質量落實。

第二，水行業也有“三步走”戰略，有“水十條”。要在2020年前，嚴重水質大幅度減少，控制在10%，所有低級以上城市控制在10%，2030年水環境質量總體改善，2050年全面改善。

第三個任務是生態保護。

第四個是政府和市場要兩手發力、多元共治，吳舜澤表示，政府要履責到位，特別要執行綜合決策，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要落地、落實，而且一定要追責，要考核問責。市場發力，希望能夠創建產權，有綠色基金，,第三方治理，TPP等能夠推動社會資本，包括市場化機制的一個顯著的加強。

吳舜澤表示，最后一個是科技進步，把科技和產業能夠結合起來，降低資源能源消耗是目標，也是源頭做工作的方向。

《中國科學報》報道，環保部今年發布了《2015年上半年環境污染防治工作綜述》，在這份“成績單”中，可以看出以治污總量控制為核心的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在環保部起草完成的“十三五”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思路方案中，首次提出了包括環境質量改善為主線，實施環境質量和污染排放總量“雙控”、協同控制的總體思路。

此前，據中國環保在線報道，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曾表示，為適應經濟新常態，推動綠色化發展，我國將著力進一步開放環保市場，暢通投融資渠道，大力培育環保產業。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傳統高能耗、高污染的生產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節能減排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環保行業發展的原始驅動力。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居民生活質量提升和環境改善逐步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環境保護產業發展成為重中之重。

在此背景下，國家推出了多項針對環保產業發展的新政策。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明確將發展環保資本市場，內容涵蓋對符合治理條件的第三方企業、金融機構與發行企業債券進行優先審批等;被譽為史上最嚴厲以及世界上最好的新版《環境保護法》于2015年正式施行，中國對治理環境污染、加強環境保護的懲罰措施加大。

今年5月下旬，環境保護部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環境規劃院組織召開了“十三五”大氣污染減排基本思路與技術路線研討會，研究探討“十三五”期間大氣污染減排指標目標、控制思路、技術路線、途徑模式、技術方法以及如何與環境質量改善緊密銜接等。

目前，環境保護部已起草完成了“十三五”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思路方案，初步提出了以環境質量改善為主線，實施環境質量和污染排放總量雙控、協同控制，實施分區域、分行業差別化總量控制要求，加強污染物排放濃度、速率、總量的時空精細化減排管理的總體思路。其中納入國家約束性指標的主要污染物和削減比例等內容，已作為“十三五”環保規劃主要目標指標建設的內容報送國家發改委。

整治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是否會導致成本上漲，據《中國冶金報》報道，“十三五’期間，國家環保產業發展的重點就是要運用市場機制，釋放環保市場活力，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發揮政策和市場的作用，大力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政府購買公共環境服務，實現環境保護的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發展。

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胥樹凡今年1月表示，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極大地推進環境污染治理市場化，一定程度上吸引民間資本、社會資本進入環保領域，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釋放出環保產業的需求。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污染排放者以直接或間接付費的方式將產生的污染有償委托給專業化環保企業按照環境標準進行治理，并與環保監管部門共同監督治理結果的環境污染治理模式。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有兩種運作模式：一種是適用于新建、擴建項目的“委托治理服務型”。排污企業以簽訂治理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新建、擴建的污染治理設施進行融資建設、運營管理、維護及升級改造，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污染治理費用。另一種是適用于已建成項目的“托管運營服務型”。排污企業以簽訂托管運營合同的方式，委托環境服務公司對已建的污染治理設施進行運營管理、維護升級改造等，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托管運營費用。

胥樹凡認為，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推進環境污染治理的專業化，交給專業的第三方處理，企業環保成本不僅沒有明顯提升，還提高了效率，效果也會更好，這也符合大資產管理高度專業化的發展方向。其次，推行第三方治理之后，可以通過企業與第三方的服務合同來確立更加明確的環境污染治理效果。第三方治理的績效和第三方治污者的經濟效益掛鉤，在經濟效益的驅動下，第三方的治理效果往往會更好。

從環境監管的角度看，實施環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治理之后，過去那種生產企業各自進行環境治理，分散排放、點多面廣、不宜監管等問題將得到極大改善。在第三方治理的模式下，排污企業治污責任通過合同方式向環境服務公司轉移和集中，環保部門的監管對象大為減少，相應的執法成本也將大幅降低，將更有利于環境監管。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實際上是一種污染治理責任的轉移，違法排污的責任從企業轉移到第三方。按照環保法的規定，違法排污涉及生產企業，但是按照合同法的規定，違法排污的罪責也要轉移到第三方。因為，在第三方污染治理的模式下，生產企業僅僅是一個污染源的生產者，他并沒有向環境排放，而是交給了第三方，第三方才是法律意義上的排污者，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胥樹凡解釋說。

當前，我國環保產業的市場需求是十分巨大的，用現有的技術來解決當前環境污染的常規問題也不存在問題。“但是，現在的環保產業最急需的是建立一種體制機制，把市場、技術和資本融合在一起，讓民間資本真正能夠進入這個領域，變成現實的市場，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胥樹凡強調說。

胥樹凡指出，在國家層面上，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平臺，將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如嘗試建立公共環保基金、股份制、股權抵押等可行的模式，制定完善政策保障措施，以及采取公開、透明的監督手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環保市場等。